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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34例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780例******
中新网5月10日电 据上海市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消息，2022年5月9日0—24时，上海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4例和无症状感染者2780例，其中156例确诊病例为既往无症状感染者转归，78例确诊病例和2775例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新增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3例，均在闭环管控中发现。
本土病例情况
2022年5月9日0—24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4例，含156例由既往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847例。
病例1—病例14，居住于浦东新区，
病例15—病例19，居住于黄浦区，
病例20—病例31，居住于徐汇区，
病例32—病例38，居住于静安区，
病例39—病例44，居住于普陀区，
病例45—病例56，居住于虹口区，
病例57—病例65，居住于杨浦区，
病例66—病例69，居住于闵行区，
病例70—病例76，居住于宝山区，
病例77，居住于嘉定区，
病例78，居住于松江区，
均为本市闭环隔离管控人员，其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经市级专家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病例79—病例84，居住于浦东新区，
病例85—病例115，居住于黄浦区，
病例116—病例124，居住于徐汇区，
病例125，居住于长宁区，
病例126—病例140，居住于静安区，
病例141，居住于普陀区，
病例142—病例160，居住于虹口区，
病例161—病例179，居住于杨浦区，
病例180—病例188，居住于闵行区，
病例189—病例206，居住于宝山区，
病例207—病例222，居住于嘉定区，
病例223—病例228，居住于松江区，
病例229、病例230，居住于青浦区，
病例231，居住于奉贤区，
病例232—病例234，居住于崇明区，
为此前报告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经市级专家会诊，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确诊病例。
2022年5月9日0—24时，新增本土死亡病例6例。平均年龄79.5岁，最小年龄65岁，最大年龄90岁。6位患者合并有严重的多脏器慢性基础疾病及晚期肿瘤，包括肺癌晚期、冠心病、高血压3级(极高危)、脑梗死及后遗症、阿尔兹海默症、糖尿病、肾功能不全等。患者入院后，原发疾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或恶性肿瘤。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2022年5月9日0—24时，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780例。
无症状感染者1—无症状感染者567，居住于浦东新区，
无症状感染者568—无症状感染者944，居住于黄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945—无症状感染者1051，居住于徐汇区，
无症状感染者1052—无症状感染者1103，居住于长宁区，
无症状感染者1104—无症状感染者1473，居住于静安区，
无症状感染者1474—无症状感染者1516，居住于普陀区，
无症状感染者1517—无症状感染者1754，居住于虹口区，
无症状感染者1755—无症状感染者2109，居住于杨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2110—无症状感染者2424，居住于闵行区，
无症状感染者2425—无症状感染者2561，居住于宝山区，
无症状感染者2562—无症状感染者2691，居住于嘉定区，
无症状感染者2692，居住于金山区，
无症状感染者2693—无症状感染者2711，居住于松江区，
无症状感染者2712—无症状感染者2764，居住于青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2765—无症状感染者2769，居住于奉贤区，
无症状感染者2770—无症状感染者2775，居住于崇明区，
均为本市闭环隔离管控人员，其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2776，居住于浦东新区，
无症状感染者2777，居住于黄浦区，
无症状感染者2778，居住于静安区，
无症状感染者2779，居住于嘉定区，
无症状感染者2780，居住于青浦区，
在风险人群筛查中发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即被隔离管控。经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阳性，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境外输入病例情况
2022年5月9日0—24时，无新增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情况
2022年5月9日0—24时，新增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3例。
无症状感染者1为中国籍，在喀麦隆工作，自喀麦隆出发，经法国转机，于2022年4月22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其间例行核酸检测异常。经排查，区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2为中国籍，在加拿大留学，自加拿大出发，于2022年5月2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其间例行核酸检测异常。经排查，区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无症状感染者3为中国籍，在美国留学，自美国出发，于2022年5月7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其间例行核酸检测异常。经排查，区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3例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医学观察，已追踪同航班密切接触者14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
2022年5月9日0—24时，解除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7673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染者7672例，境外输入性无症状感染者1例。
2022年2月26日0时至2022年5月9日24时，累计本土确诊56155例，治愈出院49590例，在院治疗6012例(其中重型401例，危重型77例)，死亡553例。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0例。
截至2022年5月9日24时，累计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4594例，出院4580例，在院治疗14例。现有待排查的疑似病例0例。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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