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奥运冠军张宁:我也有过被边缘化的9年******
29岁,首夺雅典奥运会冠军;33岁,在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
如此“高龄”取得这般耀眼成绩,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以前,都很难与女子羽毛球运动员产生联系。
但,张宁做到了。
1991年入选中国羽毛球队,2008年站上顶点退役,17载国手生涯,她将自己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光与国羽的荣耀绑定。
从世界第一、女单奥运卫冕第一人,到奥运冠军教练,再到近日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迈入世界羽坛的至高殿堂……
张宁一路突破自身桎梏、击碎外界质疑、传承国羽冠军之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羽坛“宁时代”。
回首36年与羽球风雨相伴的岁月,张宁为何会说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
中新体育:首先恭喜您成功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从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出奥运冠军,到入选名人堂,一路走来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张宁: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首先感谢世界羽联对我的肯定,同时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当运动员拿了两次奥运冠军,还有好多次世界冠军。
担任国家队女单主教练期间又带领队员几乎包揽了2009年到2012年间所有重要赛事的冠军,包括世界锦标赛、尤伯杯以及苏迪曼杯,还有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包揽了女单冠亚军。
离开国家队后,我开始从事青少年羽毛球运动的普及工作,同样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世界羽联的肯定。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再次感谢、感恩所有帮助过我和支持过我的人。
中新体育:您在得知获得这一荣誉后,第一时间做了什么?
张宁: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名人堂评选,但几次都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所以当中国羽协通知我成功入选名人堂时,我觉得特别高兴,第一时间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份荣耀。
中国羽毛球队原总教练李永波与新中国羽毛球事业的开拓者王文教(右)。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中新体育:中国羽毛球队发展至今,始终位于世界羽坛前列,包括您和您的师傅陈玉娘在内已有十几名运动员入选名人堂,如何看待国羽的传承?
张宁:中国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及水平提高,首先要感谢王文教、陈福寿、方凯祥、陈玉娘这些爱国华侨,是他们把先进的羽毛球技术、先进的训练方法带回中国来。
我有幸受过他们的教诲,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学习到了打球的真谛,而且学习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中国羽毛球队所取得的成绩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过去这几十年中,中国羽毛球总结出了很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训练方式、方法和战术指导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羽毛球才得以长时间在世界舞台上处于领先位置。
我个人认为中国羽毛球发展至今,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们从基层体校到专业队再到国家队,都有非常敬业的教练,而且长期的积累使得他们掌握着丰富的育人育才方法。
这是我们跟其它国家相比难以取代的优势。所以,尽管前些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也是正常的运动周期,我坚信中国羽毛球依然可以在奥运赛场上、在世界舞台上继续取得傲人的成绩。
2004年雅典奥运会,29岁的张宁首次夺得奥运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 任晨鸣 摄女单第一人的炼成
中新体育:很多人把你的职业生涯定义为“大器晚成”,其中必定有难以想象的坚持和艰辛,如今获得世界羽坛的最高认可,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
张宁:我1991年进入国家队,到2003年才夺得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用时整整12年。坦率地说,一般人这种情况下在国家队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这12年间我饱尝了做体育人几乎所有能尝到的艰辛、委屈和痛苦。
2003年世锦赛时,我已经28岁。当时我的同龄人基本都陆续退役了。为什么我能坚持这么久的时间?就是因为我的心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站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几乎可以说浓缩了很多体育人受的苦、受的委屈、受的伤病、受的打击……我清楚地记得,1994年5月在印尼举行的尤伯杯决赛,当我作为第三单打输给东道主选手张海丽之后的那一幕幕。
由于我的失利,使中国队失去了尤伯杯六连冠的机会,首先我本人便充满了自责,我也愿意用更加努力与刻苦的训练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是,不论我怎样努力,还是在队中失去了主力队员的位置。
2004年2月10日,中国羽毛球队世界冠军登榜仪式,张宁(右一)等九名世界冠军上榜。在那之后长达9年的沉寂或者边缘化的生活与训练状态之中,我受了太多的苦,承受了太多的委屈,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煎熬。同样是在那9年期间,我陪伴几代队员成为了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但自己还是原地踏步,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陪练,那种委屈、伤心只有自己知道。
好多时候只有夜里自己躲在被窝里流泪,不敢让别人看到,我不知道自己哭过多少回,也不知道自己产生过多少次第二天告诉教练我不练了的念头,甚至好多次已经写好了退役报告准备交给领导。
但是,就是因为不愿意屈服,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梦想,所以第二天早操的铃声一响我又是第一个爬起来站到了训练场上,尽管我只是一个边缘队员或者陪练。
最终,我坚持了下来,幸运的是,我还取得了好多甚至连自己当初都不敢想象的成绩。人生没有白吃的苦,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虽然曾经的痛苦依然历历在目,但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雅典奥运会,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张宁力克荷兰名将张海丽为中国羽毛球夺得第一金。中新体育:29岁,雅典奥运会首次夺冠;33岁,北京奥运会成功卫冕,任何一个数字和时刻,对于世界和中国羽坛都意义非凡,对您而言代表着什么不同的意义?
张宁:2004年8月19日,我在雅典奥运会上战胜张海丽,第一次得到奥运冠军时,那种开心与兴奋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记得自己是跳起来跟教练拥抱的,那时的我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次信心满满:从此,我可以傲视世界羽坛了!
2008年8月16日,当我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时,我跪在赛场上,眼泪瞬间便流了下来,因为那一刻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终于再次经受住了伤病的打击,承受住了外界的质疑,顶住了比赛的压力,终于可以给自己的羽毛球生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了。
两次奥运会夺冠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与感受,但是,回想起来却无一不是对我顽强坚持的最好回报。所以,我必须再次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张宁在雅典奥运会女单比赛颁奖后含泪亲吻金牌。 中新社记者 任晨鸣 摄中新体育:我们常说,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您看来,想要成为一名这样的运动员,要具备哪些特质?
张宁:每一个坚持并努力的运动员都是值得尊敬的,甚至是伟大的。而要成为一名众人心目之中的伟大运动员,我认为三个方面的特质缺一不可,那就是:坚持,坚强,坚韧!
“严苛”教头的背后
中新体育:教练员时期,您的临场执教相对严肃,私底下跟运动员如何相处?运动员时期自己吃了很多苦,对年轻运动员是否会像当初要求自己一样严格?
张宁:因为我觉得运动员还小,(很多困难)没有经历过,必须要把我的经验告诉她们,让她们少走弯路。我作为教练员,要对她们更加严格,因为我经历过。她们有时可能不理解,但即便不理解我也会去坚持,只有严格去教导才会让她们在比赛中少经历(困难)。
虽然我是她们的教练,但年龄不会差距太大,生活上她们比我要更先进,有些什么不太懂的,我也要跟她们多学习多沟通,这样会跟运动员相处得更融洽。
在上海举行的2008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正赛首轮争夺,中国羽坛老将、北京奥运会女单冠军张宁(图右),上任国家队女单教练后首次亮相赛场督战,格外引人关注。中新体育:现在国羽女单一姐陈雨菲曾表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张指导教会了我什么是‘坚韧’。只要你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普通人也可以站在上面。”这是您最想留给后辈的东西吗?
张宁: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在训练中要求她们就很严,平时多吃苦、多流汗、多付出,她们才能在比赛中少犯错误,少流泪、少遗憾。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自己的目标放在一个最高的标准上,平时的训练练到更高,更强,水平才会更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比赛中发挥得更好,成绩才会更好。
中新体育:陈雨菲、何冰娇都曾是您的弟子,如今她们有可能即将迎来自己的首次奥运之旅,您有什么寄语?
张宁:陈雨菲是一位非常有潜质的运动员,她进入国家队时我是她的主管教练。我一直看好她,记得她刚刚进入一队时,谁是重点培养对象,队里有分歧,我便力挺陈雨菲。
我的直觉以及经验告诉我:陈雨菲是个好苗子。但是她也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缺点,那就是性格比较温和,所以我总是在场上提醒她要认真,要坚持,要坚韧,还要有霸气。
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选手陈雨菲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获得女单冠军。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为这事我没少说她、鼓励她,她有时对队内训练比赛的输赢表现出无所谓,我便批评她、提醒她。我就是想要改变她在场上“温和”的气质。
但在平时训练,大家一起竞争的过程中,她整体表现还是起到了领军人物的作用,所以我认为陈雨菲这次东京奥运会最具冠军相。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经验的提高,她比以前成熟了很多,在场上也坚定了很多。
我有好多时间没有看到何冰娇了,从电视上看她瘦了很多,这证明她在训练中自我要求比以前提高了、认真了。
借此机会我祝愿她们能够守住中国女单的荣誉,把冠亚军奖牌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国选手李雪芮击败队友王仪涵夺得金牌。记者 盛佳鹏 摄中新体育: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国羽也面临不小的挑战,您对于队伍的备战,尤其是女单项目有何建议?
张宁:这一届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参加奥运会的球员都非常年轻,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是疫情,其次大家在这一年都没有参加比赛。
其实我希望这帮孩子们都不要怕,因为每个人都有经历第一次的时候,所以在面对大型运动会时,更重要的是扎实的训练。
其次避免伤病,更重要的是以好的心态去面对奥运会。当进入到奥运会时,一定把自己的生活起居训练安排好,在赛前对每个对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对于陈雨菲、何冰娇来说,她们的挑战会比较大一点,最好以拼对手的心态去面对对手,不管遇到谁,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2006年,国羽在尤伯杯决赛中战胜荷兰,连续五次捧得尤伯杯。图为张宁亲吻奖杯。离开赛场,扎根基层
中新体育:运动员时期,羽毛球是您的事业,是奋斗的目标,现在有孩子、家庭,再看待羽毛球运动,心境是否已有所不同?
张宁:尽管我现在不在国家队做教练了,但是我的心还是同羽毛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我不仅关注所有羽毛球的比赛,尤其关注中国女单的成绩。
不在一线带队伍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管理她的学习。
与此同时,我还一直在做羽毛球的青少年培训工作,现在在全国已经有了很多个基地,我会经常去看孩子们的训练与生活,同孩子们互动,继续享受羽毛球带给我的快乐。
张宁与市民自拍互动。中新社发 陈骥旻 摄中新体育:很多运动员有了儿女之后,对后辈的期望会变,也有很多人支持孩子从事体育事业,您怎么看?
张宁:我们也是这样,随着孩子的兴趣爱好发展,当然我们也让她必须会打羽毛球,其他的兴趣爱好我会尊重孩子,但孩子还是遗传了我们夫妇俩的身体素质,身体素质特别好,所以我们希望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中新体育:有没有思考过,如果没有从事羽毛球,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人?
张宁:我觉得我还会是一个体育人,因为我从小骨子里就很喜欢体育,所以庆幸体育老师引导我成为体育人,这么一直坚持努力下去,我觉得做一名体育人特别好,可以为国家升国旗,这是我们对祖国回报的荣耀。
中新体育:现在运动员时期的膝伤好转了吗?对生活是否还有影响?
张宁:我的膝关节旧伤对我的日常生活依然有很大影响,现在也是膝关节时不时便会出现积水,做一些运动后便会疼痛不止。
不过这也很正常,机器每天高速运转也会磨损的,何况是人。我们在过去的训练中追求更高、更快、更好、更强,难免会留下些运动创伤的。
张宁、董炯与羽毛球爱好者互动中新体育:一名伟大的运动员总会向着最高点去努力,世界第一、夺得奥运冠军、执教奥运冠军、入选名人堂,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张宁:入选世界羽联名人堂,对我来说是荣誉,更是动力。我的目标既简单又明确,那就是响应国家号召,全面推广和普及羽毛球运动,帮助孩子们掌握一到两门体育运动技能,强身健体,开心快乐,如果从中能够发现可树之材,培养为国争光的新一代羽毛球运动员,则更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中新体育:您多年来投身于中国羽毛球运动的推广,在您看来,目前中国羽毛球的基础如何?未来又有哪些计划?
张宁:中国拥有很好的羽毛球运动基础,也有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再加上多年积累下来的先进经验,中国羽毛球的现在与未来都同样是值得憧憬的。
关于未来,我不会想太远,我愿意更多地是从眼前入手,脚踏实地地干一些实事,比如参加奥运冠军进校园的活动,给孩子们讲体育精神、奥运经历、励志故事,从而帮助孩子们德智体美育全面发展,最终达到更好推广普及羽毛球运动的目的。(记者 王禹 邢翀)
东西问|周俊:如何向德国读者讲述黄鹤楼故事?****** 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题:如何向德国读者讲述黄鹤楼故事? 作者 周俊 德国明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国际友城关系既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间外交的重要载体。友城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深入推进友城间的民心相通是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的重点议题。讲好城市文化故事,是打破文化壁垒、深化他国民众对城市及所在国家认知,促进民心相通的有效途径。 将“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聚焦到讲好城市文化故事,是我们的工作创新点。我们与武汉合作,将“黄鹤楼”和伯牙子期知音故事这些武汉特有的宝贵文化资源,置于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坐标系中,指出其世界普遍文化意义。我们重新创作出版了德文版《黄鹤楼》和《知音故事》,这也是德国市场推出的第一个中国城市故事系列。这两部作品的问世受到德国政界、企业界、文化教育界、环保界好评。如德国垃圾分类之父、环保行业协会主席哈仁康普所说,他从《知音故事》中看到的不仅是伯牙子期因音乐留下的千古佳话,还看到了中国在治理生态环境中发出的、寻找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他希望能携手中方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共谱知音合作新篇章。 德语版《知音故事》的封面。受访者供图挖掘文化,科学调研 用创新方式讲好城市传统文化故事。城市传统文化作为城市的“魂”与“根”,既是城市故事素材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我们将创新国际传播方式融入到讲好城市传统文化故事中,达到好的传播效果。 诚如德国市长协会(该协会有3000多市长会员)主席马库斯·乐为所说,《黄鹤楼》和《知音故事》是他担任市长协会主席以来看到的第一本来自中国的城市故事书,一个城市没有文化故事,相当于一个人没有灵魂。他说,从长远来说,德中城市双边关系的主旋律,应该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信任机制。仅建立在经济合作上而没有文化的交流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 德语版《黄鹤楼》的封面。受访者供图采用科学手段和方式,对传播对象和市场进行基础性调研和应用型研究。马克·吐温曾说过,“给你带来麻烦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事,而是你自以为知道、其实错误的事。”在国际传播中也存在这种因为不做市场调研对受众市场和群体认知偏差及不足的情况。如何将调研决策制引入到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黄鹤楼》,多数中国人通过崔颢和李白的诗词认识了解黄鹤楼;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德国是童话之乡,德国大多数城市有童话故事,所以我们重新将《黄鹤楼》改编成童话故事,很受欢迎。我们采用图书出版的形式,也是经过市场调研,发现德国人喜欢读书,而图书市场关于中国的书很少。 湖北武汉黄鹤楼景色迷人。赵广亮 摄通过调研,我们也发现不少影响城市品牌传播的问题,如城市标识和城市品牌的脱节:很多人知道大熊猫,但不知道雅安;德国有龙舟节,但很少人知道龙舟和宜昌、汨罗的关系,多数人不知道屈原的故事。引入科学调研决策制,对传播市场和受众做了科学调研,就会发现传播瓶颈和问题,寻找到解决方案,找到最佳传播方式、渠道和最有效传播路径、传播人群,而不是仅仅依托媒体单一渠道——尤其在深化传播方面,立体多元的传播方式尤为重要。 德国柏林动物园内的大熊猫双胞胎“梦想”“梦圆”与母亲“梦梦”。大熊猫是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友好使者”。彭大伟 摄不止翻译,久久为功 国际传播不等于翻译,翻译不等于国际传播,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文化国际传播不是简单地把原文翻译成外语,而是需要收集整理加工、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挖掘。 德国格林童话故事流传世界受到喜爱,是因为格林兄弟花费毕生精力收集整理民间故事进行重新创作。目前中国城市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多处于原始状态,需要进行加工整理再创作。《黄鹤楼》和《知音故事》德文版的创作过程,正是在不改变原意的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挖掘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同样,作品在海外市场翻译了德文,也并不等于做了国际传播。如二十多年前鲁迅作品被译成德文,但鲁迅在德国还说不上家喻户晓。2019年,德国杜塞尔多夫和中国绍兴联合举办过“鲁迅与海涅——大师对话”活动,我发现鲁迅在德国的影响力不能与海涅在中国比。作品翻译出来,如果不推广传播、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只会停留在象牙塔内被束之高阁。 某展览展出的《鲁迅手稿全集》等图书吸引市民。赵文宇 摄可持续性传播奖励机制的建立。文化推广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制定系统的推广传播战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因此需要建立相应激励机制,让传统短期断层的传播方式向长期可持续性转型。 就像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杜春国对《黄鹤楼》和《知音故事》模式的总结:久久为功,善作善成。《黄鹤楼》和《知音故事》之所以在德国慢慢产生影响力,是因为德文版出版后,每年寻找新渠道做深度传播,从进入学校、图书馆、书店,到参加中国节、龙舟节等民间活动,再到作为首部中国作品入围登上国际母语节的舞台……没有一系列的后期深入推广,不可能产生深刻影响力。 国际传播不是在海外每年参一次展,做一次推介就够了,这也违背文化传播规律。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需要不断深化可持续性推广。所以在评奖机制上,要鼓励做深度推广,不仅仅评选年度最佳传播奖,更要激励优秀作品的可持续性传播。 对接产业,创新思路 发挥城市文化传播在城市国际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不少城市把国际传播等同于在外媒发新闻稿,没有与城市国际化发展所需的产业链进行对接。我们在《黄鹤楼》和《知音故事》的传播试点中,对精准传播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的调研传播方式,在武汉大学城的国际化建设、德国环保高新技术产业链的对接、高端人才的引进等方面收到德方积极反馈,提出加强与武汉的创新务实合作,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我们发现,创新城市文化传播是城市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金字招牌。尤其疫情初期,在世界抹黑武汉的舆论旋涡中,我们凭借两部作品的影响力,在德国狂欢节上推出第一也是唯一支持武汉的花车,为武汉去污名化,消除偏见误解,携手共同抗疫,也为武汉疫情后国际市场复苏发挥了一定作用。 2020年德国明斯特狂欢节上,“一号”游行花车两侧贴有中德文“武汉必胜”标语,为中国、为武汉加油。彭大伟 摄一线工作的国际传播者,如果思路和方法不创新,很难把城市文化传播出去。《黄鹤楼》和《知音故事》不仅积极推动两个故事走进德国民间,而且计划推向全球。(完) 作者简介: 周俊,博士,德国明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湖北大学客座教授,德国明斯特地区记者协会副主席,德国城市电视台联盟中国顾问,知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和资深媒体人。长期以来从事德中城市管理对比研究,中国城市品牌国际策划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2004年拍摄德文版纪录片《汉斯在武汉》,创作出版德国市场第一个中国城市文化故事系列《黄鹤楼童话故事》和《知音故事》,受到德国各界一致好评,并作为案例入选2021年出版的智库文献《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研究》。在中德文化交流中的创新实践和贡献曾受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电视二台、西德电视台WDR、RTL、SAT1、PRO7、N24、《图片报》、《威斯特法伦新闻》、《明斯特日报》和广播电台等德国媒体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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